原文

【沅于人概天概之说，不甚措意，而言及势利之天下，强凌弱之天下，此岂自今日始哉？盖从古已然矣。

从古帝王将相，无人不由自强自立做出；即为圣贤者，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，故能独立不俱，确乎不拔。余往年在京，好与有大名大位者为仇，亦未始无挺然特立，不畏强御之意。

近来见得天地之道，刚柔互用，不可偏废，太柔则靡，太刚则折，刚非暴戾之谓也，强矫而已。柔非卑弱之谓也，谦退而已。

趋事赴公，则当强矫，争名逐利，则当谦退，开创家业，则当强矫，守成安乐，则当谦退。出与人物应接，则当强矫，入与妻即享受，则当谦退。

若一面建功立业，外享大名，一面求田问舍，内图厚实。二者皆有盈满之象，全无谦退之意，则断不能久，此余所深信，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。《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与国荃国葆书》

】

通行的译文认为“亦未始无挺然特立、不畏强御之意”是“也没有一开始就挺然独立、不畏强暴之意”，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，纵观曾国藩在北京时期（从1839年道光29年到1852年咸丰2年，约十三年）恰恰习惯于与大名大位者为仇，包括上书直谏激怒了咸丰皇帝，斗倒了宰相级别的权臣琦善……对他的出格言行，中外议论纷纷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愤世嫉俗的愤青，在最后几年，他成为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。公自己记述：“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”，所以译文说他“也没有一开始就挺然独立“是完全不对的。

下面再从文义来分析，以前两兄弟讨论过“天刮平”理论，这是曾公写给弟弟们的信。

【余家目下鼎盛之际，余忝窃将相，沅所统近二万人，季所统四五千人，近世似此者，曾有几家？沅弟半年以来，七拜君恩，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？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吾家亦盈时矣。

管子云：“斗斛满则人概之，人满则天概之。”余谓天概之无形，仍假手于人以概之。霍氏盈满，魏相概之，宣帝概之。诸葛恪盈满，孙峻概之，吴主概之。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，则已晚矣。

吾家方丰盈之际，不待天之来概，人之来概，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，自概之道云何？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。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，慎字改为谦字，勤字改为劳字，尤为明浅，确有可下手之处。

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，不甚斟酌，朋辈之讥议菲薄，其根实在于此。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，余亦大不谓然。以后宜不妄取分毫，不寄银回家，不多赠亲族，此廉字工夫也。

谦字存诸中者不可知，其著于外者，约有四端：曰面色，曰言语，曰书函，曰仆从属员。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，季弟并未禀明，径招三千人，此在他统领断做不到者，在弟尚能集事，亦算顺手。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，常多讥讽之词，不平之语，在兄处书函如此，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已。沅弟之仆从随员，颇有气焰，面色言语，与人酬酢时，吾未及见，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，至今余憾！以后宜于此四端，痛加克治，此谦字工夫也。

每日临睡之时，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（劳力者几件，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，更竭诚以图之，此劳字工夫也。

余以名位太隆，常恐祖宗留诒之福，自我一人享尽，故将劳谦廉三字，时时自惕，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，即以自概耳。《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与国荃国葆书》

】

这封信中曾公告诫九弟世间万物有阴阳消长之道，不可盈满。然后提出自刮平的三种方法“廉、谦、劳”后，深入批评了九弟的寄银回家、大修豪宅，使家业厚实，这是不“廉”。再从面色、言语、书函、仆从四个方面批评弟有凌人之气，是为不“谦”。而九弟并不认同这个观点，在回信中说普天之下都是势利的，有权势有金钱才行得通，强大的欺凌弱小的，靠实力说了算。

曾公觉得九弟的观点不仅偏颇，而且有很大的危险，所以特地再专门修书一封只谈此事。开门见山就说弟弟不太同意他的“天概”之说，直面问题。后一句“此岂今日始哉？盖从古已然矣”，这句中“此”字指“九弟强调的强凌弱、大吃小的现象”，弟弟说的看起来也有些道理，第二段“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强自立做出……强御之意”曾公也是顺应着九弟的意思在谈论“势”、“强”，并没有“直接”批驳九弟的“强就可以凌弱”、“势利有理”的观点，而是转为着力点在“自强”、“自御”，而不是“强人”、“凌人”上，即本段中的词语“自强自立”，也是公一贯主张的“自胜之谓强”。

但是对于这里的“自强”、“挺”之意曾公是有保留地支持，并不是说一味的去做就好。仔细揣摩“好与有大名大位者为仇，亦未始无挺然特立，不畏强御之意”，与某人为“仇”，表示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对抗，而且做得有点过。和曾公平时主张的“谦让”是不吻合的。“亦未始无”表示“也不是没有”，语气比较软和，并不坚信自己当时就是正确的。因为曾公在老年反思这一段京官时期的做法时，觉得自己不太妥当，并没有在京师官场留下美名，而是处处遭人唾骂，原因是他太锋芒毕露。

比如，在建议皇帝开日讲的奏折中画了一幅画，"庚戌年上日讲疏内,画一图甚陋,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”，这件事曾公自己认定为人生第二大耻辱。

再如，他冒死上了《敬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》,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：一是见小不见大,小事精明，大事糊涂；二是“徒尚文饰”，不求实际。三是刚愎自用，饰非拒谏，出尔反尔，自食其言。史载：“疏上，帝览奏大怒，摔诸地，立召军机大臣，欲罪之。”把奏折摔到地上，立刻想把曾公抓起来。幸亏季芝昌等大学士苦苦求情，才使曾公免于获罪。咸丰皇帝虽然表面夸奖了曾公，可一直耿耿于怀。这为曾公的湘军在战争的前半期带来许多麻烦，湘军的根据地在湖南，一路东征，所经过的省份没有一个能全力地供应粮饷、弹药的，后勤补给有严重问题，攻下城池后曾公没有权利安排湘系中出过力的文官去守护，甚至任命自己军队中的一个下级武职“把总”都没有权力，需要一个小小的九江提督同意才行，虽然名誉上是兵部右侍郎，但是实际权力不如九江提督（国家正规部队基层领导，属于战斗力弱的绿营）。地方官员对湘军百般掣肘。咸丰六年，湘军被困江西，江西巡抚陈启迈不给军饷，曾公上疏弹劾他，朝廷虽然换了巡抚，但是皇帝并没有把湘军编入正规军，仍然是民团性质，散勇游兵不能支取国库的银子，没有解决合法性问题。新任巡抚仍然我行我素，仍然排挤、刁难，不给军饷。这也是咸丰默许的。曾公回忆：“士饥将困，窘若拘囚；群疑众侮，积泪涨江，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，何其苦也！”。曾公在给刘蓉的私信中写道：“所至龌龊，百不遂志。今计日且死矣，君他日志吾墓，如不为我一鸣此屈，泉下不瞑目也。”（应该不指当时受排挤愤而自杀，而是兵败后主帅也应以身殉国）。曾公的湘勇在前方舍生忘死、浴血奋战，却饿着肚子，多么让人寒心！咸丰七年，曾公父亲去世，他立即上书皇帝，请求自己要回家守孝，也没有等待皇帝的回复就起行回家（这“主帅弃军”的行为让咸丰大怒）。在家三个月后再上《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》，将一直以来在江西受到的排挤全都和盘托出，希望皇帝能体谅他的苦楚，授予他实职。目的就是想争取一些地方民政实权，有利于军队生存，为国家打赢战争，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皇帝竟然一口同意了他的守制请求，“着照所请”，曾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。曾公反思自己要挟皇帝也有些狂傲，等守制一年半后，离开曾公的湘军也不是打不下去，抚州、建昌也相继克复，李续宾兄弟甚至攻下九江，九弟围攻吉安也指日可待。更为关键的是太平天国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内讧，杨秀清死，石达开出走，情况已经比坐困江西时好很多，于是，等皇帝再召唤他出山时，他便不复多言，也不便于再求实权，就立即出山了。所以终咸丰一朝，皇帝始终猜忌他，没有给他督抚实权。而且，还曾发生给了湖北督抚的授权，后来咸丰皇帝又撤回的笑话，足可见在咸丰的心中，不管曾公战功有多高，就是不给地方实权，始终提防着他。而慈禧虽然是个女人，但是胸襟远超咸丰，一上台就立即授予曾公两江总督的实权。湘军的生存环境才略微好转。

所以，曾公在北京初期的“好与大名大位者为仇”的行为虽然使他在众多官员中脱颖而出，但是也为以后的事业埋下祸端。如果不是绿营兵在浙江毫无还手之力，几乎全省落入太平军之手，而浙江、上海是朝廷重要的赋税来源，再加上湘军胡林翼（时任湖北巡抚）等高级官员和曾公的门生故吏纷纷上书，那么曾公可能永无出山之日，只能抱憾老死林泉了！因此曾公在此文中第三段“近来见得天地之道，刚柔互用，不可偏废，太柔则靡，太刚则折，刚非暴戾之谓也，强矫而已。柔非卑弱之谓也，谦退而已。”来一个文意大转折，指出只有前述的“强势”、“挺然独立”（也就是九弟的主要观点）是行不通的，那仅仅只是“刚”，而真正的至理是“天地之道，刚柔互用”。紧接着行文从“趋事赴公”、“开创家业”、“人物应接”三个方面进一步解释这条至理。最后，分析九弟如果建功立业，在外享有大名，在内厚实家底，一边占名，一边占利，都呈现出“刚”的状态，而没有谦虚、退让，全无“柔”，就一定会不可持久，会“太刚则折”，必遭灾戾。从前信的“天概”理论来说，九弟没有止境地在“名”和“利”上疯狂聚敛，过分地贪婪，已经呈现盈满的状态，那么就会阴阳消长，盈亏变化，被天道假以人手刮平，到那时不仅自己恐怕性命难保，也让世人耻笑，像霍光、诸葛属一样落下千古骂名，不如自己预先刮平来得明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