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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“好与大名大位者为仇”为以后事业埋下祸端,“亦未始无挺然特立”不是“也不是一开始就挺然特立”而是“也不是没有”
发布日期:2025-02-03 06:08    点击次数:74

原文

【沅于人概天概之说,不甚措意,而言及势利之天下,强凌弱之天下,此岂自今日始哉?盖从古已然矣。

从古帝王将相,无人不由自强自立做出;即为圣贤者,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,故能独立不俱,确乎不拔。余往年在京,好与有大名大位者为仇,亦未始无挺然特立,不畏强御之意。

近来见得天地之道,刚柔互用,不可偏废,太柔则靡,太刚则折,刚非暴戾之谓也,强矫而已。柔非卑弱之谓也,谦退而已。

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,开创家业,则当强矫,守成安乐,则当谦退。出与人物应接,则当强矫,入与妻即享受,则当谦退。

若一面建功立业,外享大名,一面求田问舍,内图厚实。二者皆有盈满之象,全无谦退之意,则断不能久,此余所深信,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。《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与国荃国葆书》

通行的译文认为“亦未始无挺然特立、不畏强御之意”是“也没有一开始就挺然独立、不畏强暴之意”,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,纵观曾国藩在北京时期(从1839年道光29年到1852年咸丰2年,约十三年)恰恰习惯于与大名大位者为仇,包括上书直谏激怒了咸丰皇帝,斗倒了宰相级别的权臣琦善……对他的出格言行,中外议论纷纷,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愤世嫉俗的愤青,在最后几年,他成为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。公自己记述:“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”,所以译文说他“也没有一开始就挺然独立“是完全不对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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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再从文义来分析,以前两兄弟讨论过“天刮平”理论,这是曾公写给弟弟们的信。

【余家目下鼎盛之际,余忝窃将相,沅所统近二万人,季所统四五千人,近世似此者,曾有几家?沅弟半年以来,七拜君恩,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?日中则昃,月盈则亏,吾家亦盈时矣。

管子云:“斗斛满则人概之,人满则天概之。”余谓天概之无形,仍假手于人以概之。霍氏盈满,魏相概之,宣帝概之。诸葛恪盈满,孙峻概之,吴主概之。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,则已晚矣。

吾家方丰盈之际,不待天之来概,人之来概,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,自概之道云何?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。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,慎字改为谦字,勤字改为劳字,尤为明浅,确有可下手之处。

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,不甚斟酌,朋辈之讥议菲薄,其根实在于此。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,余亦大不谓然。以后宜不妄取分毫,不寄银回家,不多赠亲族,此廉字工夫也。

谦字存诸中者不可知,其著于外者,约有四端:曰面色,曰言语,曰书函,曰仆从属员。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,季弟并未禀明,径招三千人,此在他统领断做不到者,在弟尚能集事,亦算顺手。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,常多讥讽之词,不平之语,在兄处书函如此,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已。沅弟之仆从随员,颇有气焰,面色言语,与人酬酢时,吾未及见,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,至今余憾!以后宜于此四端,痛加克治,此谦字工夫也。

每日临睡之时,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(劳力者几件,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,更竭诚以图之,此劳字工夫也。

余以名位太隆,常恐祖宗留诒之福,自我一人享尽,故将劳谦廉三字,时时自惕,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,即以自概耳。《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与国荃国葆书》

这封信中曾公告诫九弟世间万物有阴阳消长之道,不可盈满。然后提出自刮平的三种方法“廉、谦、劳”后,深入批评了九弟的寄银回家、大修豪宅,使家业厚实,这是不“廉”。再从面色、言语、书函、仆从四个方面批评弟有凌人之气,是为不“谦”。而九弟并不认同这个观点,在回信中说普天之下都是势利的,有权势有金钱才行得通,强大的欺凌弱小的,靠实力说了算。

曾公觉得九弟的观点不仅偏颇,而且有很大的危险,所以特地再专门修书一封只谈此事。开门见山就说弟弟不太同意他的“天概”之说,直面问题。后一句“此岂今日始哉?盖从古已然矣”,这句中“此”字指“九弟强调的强凌弱、大吃小的现象”,弟弟说的看起来也有些道理,第二段“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强自立做出……强御之意”曾公也是顺应着九弟的意思在谈论“势”、“强”,并没有“直接”批驳九弟的“强就可以凌弱”、“势利有理”的观点,而是转为着力点在“自强”、“自御”,而不是“强人”、“凌人”上,即本段中的词语“自强自立”,也是公一贯主张的“自胜之谓强”。

但是对于这里的“自强”、“挺”之意曾公是有保留地支持,并不是说一味的去做就好。仔细揣摩“好与有大名大位者为仇,亦未始无挺然特立,不畏强御之意”,与某人为“仇”,表示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对抗,而且做得有点过。和曾公平时主张的“谦让”是不吻合的。“亦未始无”表示“也不是没有”,语气比较软和,并不坚信自己当时就是正确的。因为曾公在老年反思这一段京官时期的做法时,觉得自己不太妥当,并没有在京师官场留下美名,而是处处遭人唾骂,原因是他太锋芒毕露。

比如,在建议皇帝开日讲的奏折中画了一幅画,"庚戌年上日讲疏内,画一图甚陋,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”,这件事曾公自己认定为人生第二大耻辱。

再如,他冒死上了《敬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》,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:一是见小不见大,小事精明,大事糊涂;二是“徒尚文饰”,不求实际。三是刚愎自用,饰非拒谏,出尔反尔,自食其言。史载:“疏上,帝览奏大怒,摔诸地,立召军机大臣,欲罪之。”把奏折摔到地上,立刻想把曾公抓起来。幸亏季芝昌等大学士苦苦求情,才使曾公免于获罪。咸丰皇帝虽然表面夸奖了曾公,可一直耿耿于怀。这为曾公的湘军在战争的前半期带来许多麻烦,湘军的根据地在湖南,一路东征,所经过的省份没有一个能全力地供应粮饷、弹药的,后勤补给有严重问题,攻下城池后曾公没有权利安排湘系中出过力的文官去守护,甚至任命自己军队中的一个下级武职“把总”都没有权力,需要一个小小的九江提督同意才行,虽然名誉上是兵部右侍郎,但是实际权力不如九江提督(国家正规部队基层领导,属于战斗力弱的绿营)。地方官员对湘军百般掣肘。咸丰六年,湘军被困江西,江西巡抚陈启迈不给军饷,曾公上疏弹劾他,朝廷虽然换了巡抚,但是皇帝并没有把湘军编入正规军,仍然是民团性质,散勇游兵不能支取国库的银子,没有解决合法性问题。新任巡抚仍然我行我素,仍然排挤、刁难,不给军饷。这也是咸丰默许的。曾公回忆:“士饥将困,窘若拘囚;群疑众侮,积泪涨江,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,何其苦也!”。曾公在给刘蓉的私信中写道:“所至龌龊,百不遂志。今计日且死矣,君他日志吾墓,如不为我一鸣此屈,泉下不瞑目也。”(应该不指当时受排挤愤而自杀,而是兵败后主帅也应以身殉国)。曾公的湘勇在前方舍生忘死、浴血奋战,却饿着肚子,多么让人寒心!咸丰七年,曾公父亲去世,他立即上书皇帝,请求自己要回家守孝,也没有等待皇帝的回复就起行回家(这“主帅弃军”的行为让咸丰大怒)。在家三个月后再上《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》,将一直以来在江西受到的排挤全都和盘托出,希望皇帝能体谅他的苦楚,授予他实职。目的就是想争取一些地方民政实权,有利于军队生存,为国家打赢战争,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皇帝竟然一口同意了他的守制请求,“着照所请”,曾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。曾公反思自己要挟皇帝也有些狂傲,等守制一年半后,离开曾公的湘军也不是打不下去,抚州、建昌也相继克复,李续宾兄弟甚至攻下九江,九弟围攻吉安也指日可待。更为关键的是太平天国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内讧,杨秀清死,石达开出走,情况已经比坐困江西时好很多,于是,等皇帝再召唤他出山时,他便不复多言,也不便于再求实权,就立即出山了。所以终咸丰一朝,皇帝始终猜忌他,没有给他督抚实权。而且,还曾发生给了湖北督抚的授权,后来咸丰皇帝又撤回的笑话,足可见在咸丰的心中,不管曾公战功有多高,就是不给地方实权,始终提防着他。而慈禧虽然是个女人,但是胸襟远超咸丰,一上台就立即授予曾公两江总督的实权。湘军的生存环境才略微好转。

所以,曾公在北京初期的“好与大名大位者为仇”的行为虽然使他在众多官员中脱颖而出,但是也为以后的事业埋下祸端。如果不是绿营兵在浙江毫无还手之力,几乎全省落入太平军之手,而浙江、上海是朝廷重要的赋税来源,再加上湘军胡林翼(时任湖北巡抚)等高级官员和曾公的门生故吏纷纷上书,那么曾公可能永无出山之日,只能抱憾老死林泉了!因此曾公在此文中第三段“近来见得天地之道,刚柔互用,不可偏废,太柔则靡,太刚则折,刚非暴戾之谓也,强矫而已。柔非卑弱之谓也,谦退而已。”来一个文意大转折,指出只有前述的“强势”、“挺然独立”(也就是九弟的主要观点)是行不通的,那仅仅只是“刚”,而真正的至理是“天地之道,刚柔互用”。紧接着行文从“趋事赴公”、“开创家业”、“人物应接”三个方面进一步解释这条至理。最后,分析九弟如果建功立业,在外享有大名,在内厚实家底,一边占名,一边占利,都呈现出“刚”的状态,而没有谦虚、退让,全无“柔”,就一定会不可持久,会“太刚则折”,必遭灾戾。从前信的“天概”理论来说,九弟没有止境地在“名”和“利”上疯狂聚敛,过分地贪婪,已经呈现盈满的状态,那么就会阴阳消长,盈亏变化,被天道假以人手刮平,到那时不仅自己恐怕性命难保,也让世人耻笑,像霍光、诸葛属一样落下千古骂名,不如自己预先刮平来得明智。

发布于:四川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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